節目一 三尖八角｜映後談
11月18日（四）19:30 | 百老滙電影中心
我也想過要逃脫｜Weeping Man | 一隅｜卡式輕軌｜中轉站｜敲門
映後談主持：陳健朗
六部短片，刻劃出每位創作人生命中自覺相異於主流的各種狀況。放映過後，我們邀請了五部本地作品《我也想過要逃脫》、《Weeping Man 》、《一隅》、《卡式輕軌》及《中轉站》的導演與觀眾進行映後對談，由陳健朗主持，在現實空間延續對電影世界的討論，當中海外學生作品《敲門》的導演艾麥提·麥提提透過視像會議參與映後談。
創作初衷由個人經驗出發
三位導演，陳庭朗、張智鈞和施政匡的畢業作——《卡式輕軌》，其創作初衷源自於創作時他們所面對的問題，以及當時環境給予他們的感覺。《我也想過要逃脫》的導演黃曉晴則指其靈感源自親身經歷的事件。她透露自己曾經像片中主角一樣買麥提莎不成功，彼時覺得很無助和孤獨。但事後回想，發現其實自己人生中有很多時候都在經歷這種孤獨，故希望透過作品與大家分享對孤獨的看法。
創作靈感受友人啟發
《一隅》及《謝生》的創作養分均來自身邊的友人。《一隅》是鄧梓健導演的紀錄片班功課，這份功課的計劃書開初不斷受老師否決，導演便開始認真思考身邊可以幫忙拍攝這份功課的人。片中主角世豪是導演兒時的好友，也是父親朋友的兒子。鄧導演指這部作品使他重新認識久未聯絡的世豪，也給予他一個重新了解自己的機會。而《中轉站》的導演亦然。岑軍諺導演面對這份畢業作，開初也糾結於影片的題材，後來與友人，也就是片中主角傾訴後，發現原來彼此在生活上有「好多嘢呻」。感覺到二人之間的連結後，岑導演便把這些思緒一一記下，故作品很大部分是導演與朋友重疊的經歷。
追求觀映感受
余靖導演的《Weeping Man》原本是一件裝置藝術作品。余導演指藝術品版本的畫面會不斷重複，他希望觀者能慢慢看清建構出來的每個房間裏的所有東西，並讓視線或心思在不同角落遊走，使他們最後能夠感受到房間的能量或感覺。於電影院放映後，余導演亦有新的發現，他指在電影院裏的時間彷彿過得特別快。同樣地，《敲門》的導演艾麥提·麥提提也認為自己不是很有表達慾的人，只是單純想拍一部覺得有意思的作品、給觀眾帶來一種觀映的愉悅。寫了這個故事，便直接拍了。的確，其畫面的色調、鏡頭運用、節奏都流露出淡淡的無奈感。當主持問到為何會有這樣的處理時，導演便指當時只拿了一些設備便回家，拍下家鄉天然的地理風貌和獨特性的人文氣息。
憑作品寄意
《卡式輕軌》不僅是一部畢業作，更是導演們對自己未來的一種期待。三人面對未來的路感到迷惘，希望透過作品表達自己的心情，以及對未來的想法，於是便創作了一部即使將來回看也能感同身受的作品。《我也想過要逃脫》的黃導演則在作品中訴說「孤獨」這回事。她認為孤獨源自於即使彼此都知道互相的經歷，但也無法同情共感的距離。正如片中的清潔工， 縱使他們目睹主角面前的一切也「愛莫能助」，而這種冷漠有很多時源自於自身的某種限制。黃導演亦明言，雖然作品未到要對自己有任何寄望的程度，但也想透過作品向大家說她也想脫離這種狀態。當主持問及為何《Weeping Man》片末要對嬰兒說對不起，余導演指這句話，可以是對嬰兒說，也可以不是。動畫中嬰兒的原型其實所有人一樣，不過是成人的縮小版，基本上每個人物模型都相同的，故「對不起」是對大家說，也是對導演自己說。而《一隅》則是鄧導演第一次執起相機拍攝的紀錄片，因此有很多內容都沒想清便拍下，後來才經剪接，所以自覺作品並沒有很強的用意。當主持問到作品開首提及的「幸福」是否開初已有的主題時，導演稱自己本身對此命題感興趣，並翻看了很多紀錄片作品，《一隅》便是受台灣導演沈可尚《築巢人》的啓發。故可謂是一開始記下命題，經過不斷思考覺得此命題十分合適，便置於作品開首問道「假若人一生都在追求幸福，那幸福是甚麼？」《中轉站》訴說了主角即使多年來在演藝生涯浮浮沉沉，但還是會堅持下去的故事。而這正是導演和友人一直以來的處事方式或心態——「呻完之後聽日再返嚟啦」。看似消極，但導演認為不論對這個地方，還是對自己、一件事、一個人都頗有鼓勵性。
張瑋怡 Kelly
「第四屆平地學生電影節」節目助理